史立臣透露,此次“兩票制”中受到影響最大的是從事大包模式的“自然人”。
大包模式,也有人叫BOSS模式,就是制藥企業把某個區域的全部或者部分產品的銷售承包給有當地銷售資源的個人(也有小型商業公司),這個自然人或者小型商業公司全權負責這片區域的制藥企業的部分或者全部產品的銷售。
由于和制藥企業簽署大包協議的大包簽署者是底價從制藥企業拿貨,所以,當大包簽署者發展自己的下線二級大包人時,會在底價基礎上加價,比如從制藥企業拿貨價15元,零售價30元,一級大包者會加價到16元給二級大包者,二級大包者可能會加價到18元給三級大包者,三級大包者可能會以20元供貨給終端,終端賺取10元。
加價多少基本由上一級大包者確定,一般上一級大包者會根據承包區域的銷售數量來確定加價額度,越向上的,加價越少,因為數量大。
大包模式在修正藥業、葵花藥業、羅浮山國藥、仁和藥業等制藥企業得到了成功的應用,該模式就是讓很多掌握終端資源或者渠道資源的自然人成為了現實意義上的老板。
史立臣說,進行大包模式的大部分都是自然人,中國大約有80萬左右的自然人在做大包模式。2016年5月,國家食藥監總局下發了“關于整治藥品流通領域違法經營行為的公告(2016年第94號),史立臣說,94號文件就是打擊“自然人”。
對于自然人未來出路,史立臣認為,將面臨三個選擇,或是失業另謀出路,或是找制藥企業打工,也有可能進入商業領域。
業內人士預測,經過這次洗牌,最終獲利者將是大型商業公司,其配送范圍會擴大,配送營業額也會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