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大勢所趨中的“香餑餑”

政策層層推進

1997年國務院開始主導“醫藥分開”，并提出“醫藥分開核算、分別管理”；

2002年國務院八部委聯合發文對醫藥分開逐漸提出要求；

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提出試點城市所有公立醫院醫藥分開；

近期，國家最新出臺的相關文件要求：到2017年底，全國范圍內的二級及以上公立醫院藥品收入占業務總收入比例(不含中藥飲片)力爭降至30%左右。而當前二級以上公立醫療機構的藥占比控制較為理想的也在45%左右。

藥品收入虧空如何彌補，成為公立醫院的難題。醫藥行業觀察人士指出，在新醫改的背景下，醫院繼續持有藥房，藥房將從利潤來源變為成本，因為醫院要支付藥房人員工資。而將藥房托管出去，醫院不會吃虧，只是更換盈利方式。

利益可圈可點

據醫藥觀察人史立臣分析，藥企方面通過托管醫院藥房可以收獲頗多：

一、壟斷托管醫院藥房的進銷存，降低藥品交易成本，形成藥企新的利潤增長點；

二、打擊競品，甚至為競品進入托管藥房設置屏障；

三、放大藥企自身產品的銷量；

四、充分參與當地公立醫院的改革，為保障自身利益鋪好路。

此外，藥品生產企業通過銀行直接劃賬，特別是現款現貨，資金回籠更加及時。如此看來，藥房托管何以不成為藥企眼中的“香餑餑”？

對醫院而言，醫務人員的收入不再以開藥數量來衡量，而是以診療質量來定標準；托管企業每年上繳的托管費中，院方按比例作為績效發給醫務人員，職工年收入總體將有提高……

對患者來說，此種機制如平穩運行，患者藥費將獲得讓利，藥價降低，無形中解決了“看病貴”的問題；對長期缺乏的救命藥，托管企業可以通過自身的進貨渠道及時調到貨……

藥房托管近乎無暇，那么質疑聲從何而來？

反方：利益都去哪兒了？

據了解，醫院和藥企的合作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醫院每月收取固定的托管費，藥品銷售費用歸醫藥公司；另一種是醫藥公司負責藥房經營，并按藥品銷售額的一定比例返還給醫院。

但在醫院與醫藥公司利潤分成的托管合同下，醫院為了保持至少不低于托管前的藥品收入，會不斷趨利；醫藥公司是走市場化道路，追求利潤最大化，也會不斷趨利。

那么患者的利益誰來監督和保證？

根據公開信息，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將處方外延——將成人門診藥房移出醫院，但其具體做法令人生疑：存在院內繳費和被指定的購藥范圍。

據了解，“大眾藥房”背后的廣藥集團與醫院有戰略合作關系。

這種做法不可能實現財務獨立核算。那么在一個以定點處方為拉動的院外藥房，離真正的醫藥分開尚有距離。

那么，藥房托管的性質何來？

其實，某種程度上，藥企成為“醫院項目的供應商”。

以廣州婦兒中心的招投標文件為例，該文件顯示，供應商需要支付給醫院的費用包括：設備改進費若干、藥事服務費和取消藥品加成之前的藥品加成收入等費用。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胡善聯表示，表面上看醫院雖然不再銷售藥品，看似降低成本，但托管方只有一家醫藥公司，托管的地域范圍越廣，托管的醫院越多，就越會追求利潤的最大化。

絕對的壟斷或導致絕對的腐敗。

而據媒體報道，由于制度的漏洞，多地頻現貪腐現象，如在招投標、管理費收取、藥費結付等。

有業內人士認為，藥房托管不僅不會成為企業的利潤源，還會拖累本來就不寬裕的現金流。

現狀：在“軟著陸”中探索

失敗早有先例。

2001-2009年，三九醫藥集團托管的柳州市中醫院等7家醫院藥房（藥劑科）和南京政府在全市范圍強力推行藥房托管試驗，均以失敗告終。業內人士指出，這種過渡模式，既避開產權問題，又解決醫院補償不足的問題，可以說，打破了“醫藥分開”進展不順的僵局，使“醫藥分開”的改革實現“軟著陸”。

但醫藥分家的根源還是利益問題——醫院不愿放棄藥品的收入。所以為了破除以藥養醫，回歸醫生的價值，各地都在嘗試不同的方式。

自2012年起，北京建立新型補償機制，取消了15%藥品加成、掛號費和診療費，全部藥品實行“進價銷售”；開設“醫事服務費”，實行分級定價。

2016年，九州通獲批可以對武漢市中心醫院門診藥房部分藥品遠程銷售配送業務，并準予其在互聯網上結算相關費用。

同年，京東連接淄博市公立試點醫院，將院內處方以電子化的形式同步流轉至院外的指定零售藥房，隨后市民即可通過該電子處方內的信息，向指定實體藥房及電商平臺處購買相關醫藥商品。

2014年，在廣東省網絡醫院，患者可在社區醫療中心或者連鎖藥店等網絡就診點，通過視頻向在線專家求醫問診，隨后在社區醫療中心或藥店拿藥。